記者：柏孜克里克石窟始鑿于南北朝后期，經(jīng)歷了唐、五代、宋、元長達7個世紀的漫長歲月。請您介紹一下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基本歷史。

陳愛峰：柏孜克里克石窟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吐魯番市高昌區(qū)勝金鄉(xiāng)木日吐村南約3公里的火焰山木頭溝中，散布在溝西岸約1公里范圍內(nèi)的斷崖上，西距吐魯番市區(qū)40余公里，南距高昌故城10余公里。1982年，該石窟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xiàn)設有專門的文物保護管理所進行日常管理、維修保護與學術研究

▲柏孜克里克石窟位置示意圖。（吐魯番學研究院 供圖）

柏孜克里克是后來的名字，源于維吾爾語，意為“美麗的裝飾”。石窟始鑿于麴氏高昌國（499－640年）。唐西州時期，該石窟發(fā)展成為著名的石窟寺，稱“寧戎寺”或“寧戎窟寺”。這個名字源于附近的寧戎古城，寧戎古城在高昌國時期已經(jīng)出現(xiàn)，唐朝時降為寧戎鄉(xiāng)。第69窟的千佛像色彩艷麗，造型端正典雅，雖然歷經(jīng)千年，依然保留著盛唐氣韻。

840年，回鶻汗國被黠戛斯攻破，回鶻人除一部分遷入內(nèi)地同漢人融合外，其中一支遷往吐魯番盆地和今天的吉木薩爾地區(qū)，于866年建立了高昌回鶻國。高昌回鶻繼承了唐代西州的一整套行政管理體制，并將柏孜克里克石窟作為王家寺院，沿用唐朝時期的“寧戎寺”稱號，新修和重建了洞窟，并繪制了大量精美的壁畫。回鶻是維吾爾族先民，其主體是隋唐時期的回紇人，744年，回紇首領骨力裴羅受唐朝冊封。788年，回紇上書唐朝，自請改為“回鶻”。

宋代，高昌回鶻尊宋朝為舅，自稱西州外甥，經(jīng)常赴中原朝貢。這一時期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畫，深受中原畫風的影響，中原新翻譯的佛經(jīng)也極大豐富了繪畫的題材與內(nèi)容。13世紀初，高昌回鶻在西域諸國中率先歸順蒙元，藏傳佛教開始傳入吐魯番。13世紀末，高昌回鶻王室東遷甘肅永昌，柏孜克里克石窟衰落為民間寺院。柏孜克里克石窟共有83個洞窟，有壁畫的洞窟有40余個。這些帶有壁畫的洞窟，90%以上都屬于高昌回鶻時期。

15世紀中葉，隨著伊斯蘭教的傳播，柏孜克里克石窟在戰(zhàn)爭中遭到破壞。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德國、英國、日本等國的探險家紛紛來到吐魯番，以考古為名，掠奪了大量的壁畫和文物，柏孜克里克石窟更加滿目瘡痍。例如，第20窟原來有15鋪本行經(jīng)變畫，每鋪畫高3米有余，寬2米左右，全被德國探險家盜割而走；第15窟同樣題材的壁畫，被上述四國的探險家輪番劫掠，現(xiàn)在分別收藏在德國、俄羅斯、日本、印度、韓國等國家的博物館中。如此精美的巨幅畫作流落他鄉(xiāng)，令人扼腕嘆息。

▲第20窟回鶻公主供養(yǎng)像。（吐魯番學研究院 供圖）

記者：柏孜克里克石窟與國內(nèi)的其他石窟相比，有哪些異同？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陳愛峰：1988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啟動了“對話之路：絲綢之路整體性研究”項目，柏孜克里克石窟作為絲綢之路新疆段重點文物保護項目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

柏孜克里克石窟，與西部的龜茲石窟不一樣，和東部的敦煌、云岡、龍門等石窟也不一樣。龜茲石窟的壁畫以西域的龜茲畫風為特色，敦煌、云岡、龍門等石窟的造像以中原畫風為主導，而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壁畫則以回鶻風格獨樹一幟，而這種回鶻風格是融匯了龜茲與中原畫風形成的。

從內(nèi)容上來看，柏孜克里克石窟承襲了龜茲的誓愿畫這一題材，并將其發(fā)揚光大，場面更加宏大，裝飾更加繁復；從繪畫技藝來看，菩薩與世俗人物的面相豐滿圓潤，端莊典雅，具有典型的唐風意蘊。中原新翻譯的佛經(jīng)，很快成為回鶻繪制壁畫的底本，如柏孜克里克第17窟就是根據(jù)印度高僧天息災在汴京（今河南開封）新譯的佛經(jīng)而繪制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柏孜克里克石窟本身就是石窟藝術“東傳西漸”的一個地理節(jié)點。

13世紀藏傳佛教傳入之后，柏孜克里克石窟又出現(xiàn)了藏傳佛教風格。例如，第29窟的壁畫有四臂觀音，這是典型的藏傳佛教風格。石窟的下層還修建了藏式佛塔。

▲第21窟金剛力士像。（吐魯番學研究院 供圖）

記者：柏孜克里克石窟融合了多民族文化風格，您認為原因是什么？

陳愛峰：我覺得有兩個重要因素需要重點考慮，一是地理因素，二是歷史因素。吐魯番曾是絲綢之路東西交通的重要樞紐，伴隨著經(jīng)貿(mào)往來，多元文化在此交流融合。自秦漢以來，吐魯番既受中國中原王朝管轄，也受中國北方草原民族影響。例如，吐魯番交河故城溝北墓地出土的遺物和習俗一方面呈現(xiàn)中原文化印記，同時也受北方草原文化的影響。

吐魯番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地。車師、匈奴、漢、粟特、柔然、突厥等很多民族在這里匯合，這里就像一個民族融合的大熔爐，各個不同的民族在這里定居，把他們各自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文化藝術帶進來。吐魯番的歷史也正是諸多民族共同開發(fā)建設的歷史。柏孜克里克石窟融合多民族文化風格并非偶然，有著深刻的地理與歷史雙重背景。

▲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粟特文摩尼教經(jīng)卷。（吐魯番學研究院 供圖）

記者：柏孜克里克石窟還有哪些考古發(fā)現(xiàn)？具有怎樣的學術價值？

陳愛峰：正是在多元文化影響和多民族共同開發(fā)的背景下，才有了柏孜克里克石窟。這一石窟為研究古絲綢之路上東西文化及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與傳播提供了非常珍貴的文物資料。

除外國掠奪的大量壁畫和文物外，1980年至1981年，吐魯番考古工作者對柏孜克里克石窟進行了發(fā)掘清理，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佛塑像、絲織品與紙制品繪畫、木構件等。尤其是出土的800余件文書內(nèi)容極其豐富，包括漢文、回鶻文、粟特文、西夏文和婆羅謎文，既有佛教、摩尼教、道教的宗教文書，也有儒家典籍、史籍和官私文書等。這些內(nèi)容豐富、題材多樣的壁畫以及多語種的文書，對研究吐魯番乃至整個新疆歷史、文化、宗教、藝術的發(fā)展變化很有價值。

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畫所呈現(xiàn)的多民族風格以及石窟所出土的多民族文化遺存，充分表明歷史上的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的地區(qū)。透過柏孜克里克石窟的考古發(fā)現(xiàn)，有助于還原真實的歷史。

▲柏孜克里克石窟外景。（吐魯番學研究院 供圖）

受訪者簡介：陳愛峰，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副院長，武漢大學歷史學博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第十一批有突出貢獻專家，敦煌研究院人文部特聘研究員。主持過多項國家、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重大研究課題，已出版6部專著，發(fā)表論文30余篇。

來源：“道中華”微信公眾號

作者：齊子通

編輯·排版·制作：劉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