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建筑文化，既有物質形態(tài)的多元，更有精神內涵的一體，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之典范。

在世代生息營造的歷史過程中，各族人民累積了豐富的建造經(jīng)驗，涌現(xiàn)出眾多能工巧匠。充滿智慧的建筑形式，樸素深廣的建筑哲理，臻于完備的營造制度，種類多樣的裝飾藝術，獨特的木作、磚石瓦作等建造技藝，熔多民族傳統(tǒng)文化于一爐，匯各地建筑精粹于一體。

中華建筑集各民族建筑文化之大成

中華大地上的建筑文化具有延續(xù)性和一致性。世界古代三大建筑體系中，唯有中國建筑體系首尾相貫、一脈相承，延續(xù)了3000余年。中華文化的剛柔相濟、虛實相生、情理相依、禮樂相和，在建筑形態(tài)上反映為宏觀平衡的規(guī)劃思想、秩序明晰的形制法式、節(jié)奏協(xié)調的群體構成、以人為本的空間尺度、寓意深遠的象征符號、師法自然的園林形式等，呈現(xiàn)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共生的特征。

故宮。（圖片來源：國家民委微信公眾號）

歷史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使中華建筑文化呈現(xiàn)多元共融之勢。自秦漢以來，中原地區(qū)和邊疆地區(qū)各民族來往愈加頻繁，通過地理空間的互嵌，逐漸形成了“大雜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和分布形態(tài)，各民族建筑相互影響、相互吸收、相互融合。漢族合院、藏族碉房、維吾爾族阿以旺、蒙古族氈包、侗族鼓樓等，都體現(xiàn)了建造方式與建筑風貌的豐富多元。

百工之巧——中華建筑物質形態(tài)的多元融通

“土木共濟”的建造體系。我國幅員遼闊，南北方氣候條件懸殊，地方性建造材料各不相同，建筑在空間地理上自然分化為土、木兩大體系。穴居，體現(xiàn)了黃河流域的“土”文化特征，是黃土高原的主要民居類型；巢居，體現(xiàn)了長江流域的“水”文化特征，干欄式建筑最早出現(xiàn)于河姆渡遺址，是我國南方群眾的主要居住方式。

中華文明初期，穴居在由地下到地上的演進過程中，與長江流域的木構技術產(chǎn)生了雙向的文化交流與滲透，形成了土木共濟的建造體系。夯土、木構相結合的“茅茨土階”構筑方式，既用于百姓的居所，也見于考古所發(fā)現(xiàn)的夏都二里頭宮殿等重大建筑。春秋至秦漢，不僅秦咸陽宮、漢未央宮形制恢宏，樓閣臺榭夯土高筑，見于后世的木構體系特征也已成型，包括抬梁、穿斗、井干三種木構形式，廡殿、歇山、懸山等屋頂樣式。

敦煌。（圖片來源：國家民委微信公眾號）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建筑文化在民族大融合中交流匯集并得以顯現(xiàn)。比如，佛教建筑中的寺院融入祠廟和宅邸，佛塔融入樓閣，經(jīng)幢融入闕、表；漢族席地跪坐的起居方式逐漸改為垂足而坐，建筑內部的高度隨之升高；觀念上不再“度堂以筵，度室以幾”，而是改用“間”作為室內空間的度量單位。自明代起，夏魯寺、大昭寺等漢藏合璧建筑風格，在中原地區(qū)傳播。在宋代制度化、典章化的基礎上，清代的木構體系呈現(xiàn)更多的工巧意味。

“就地取材”的地方風貌。“因天材，就地利”，中華大地盛產(chǎn)土、木、石、竹等多種建筑材料，就地取材無疑是最合理的建造方式，形成根植于地域風土的建筑風貌，實現(xiàn)建筑與自然的有機統(tǒng)一。

黃河中游一帶在歷史上氣候暖濕，森林茂密，地面又覆有厚重的黃土。如此自然和地質條件，孕育了地穴、半地穴、地上木構的建筑形式，木材也成為中國自古以來的主流建造材料。各地在沿用木結構建筑支撐體系的同時，圍護墻體就地取材、不拘一格。西南地區(qū)常用竹編夾泥墻，東北地區(qū)習用谷草拉哈墻，西北地區(qū)取生土砌筑土坯墻，中原地區(qū)以粘土燒制青磚墻。

同時，中華大地上還有各地域、各民族的多元建筑風貌作為補充。陜北地區(qū)層層疊疊、依山沿溝的靠崖窯洞群，河南地區(qū)星羅棋布、虛實相間的地坑院群，冬暖夏涼、節(jié)地節(jié)材，或隱于梁峁溝壑，或沒于土塬之下。傣、景頗、德昂等民族的竹樓，是多竹地區(qū)仿照木構干欄式建筑而形成，木樓板、竹笆墻、茅草頂，通透輕盈，靈秀多姿。彝族的土掌房厚墻平頂，高低錯落、樸實優(yōu)美。石砌建筑中，布依族用片石、毛石鋪設屋面、砌筑墻體，藏族、羌族以石塊構筑碉房。此外，還有游牧民族“穹廬為室氈為墻”的移居建筑傳統(tǒng)。就地取材，構成了中華建筑文化的諸多分支，形成了中華大地以木結構建筑為主體、多種地方形態(tài)并存的建造文化體系。

從上至下依次為：漢族合院、藏族碉房、維吾爾族阿以旺、蒙古族氈包、侗族鼓樓。（圖片來源：國家民委微信公眾號）

“制器尚象”的營造技藝。“廊腰縵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斗角”，是杜牧筆下美輪美奐的阿房宮。中華建筑體系之所以獨立于世界之林，正是因其技、藝合蘊一身的建筑形象。《周易·系辭》提出“以制器者尚其象”這一中國傳統(tǒng)設計思想，“見物而起意象，觸類而長之”則揭示了傳統(tǒng)營造技藝中一個至為重要的觀念：“先有象而后制器”。中華建筑之華章璀璨，正得益于掌握此理。

“象”，統(tǒng)指天地間萬物之形象及其物性，譬如上古有巢氏觀鳥巢之象，因而教民巢居。《周易·系辭》列舉了許多由象及物建造宮室的例子。周公作明堂，上圓以象天、下方以法地，體現(xiàn)了天圓地方的觀念意識；中國古典建筑中屋頂、梁柱、臺基三部分，應對了天、人、地的自然之象；建筑開間數(shù)量和尺寸多為奇數(shù)，隱喻了以奇數(shù)代表天之陽性；宮室建筑形象“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翚斯飛”，描摹了中國建筑的翼角如飛鳥展翅之勢等。“制器尚象”，指引了中華傳統(tǒng)建筑數(shù)千年的設計思想與美學意向。

　　“制器尚象”對于建筑營造的影響，同時也體現(xiàn)在基于術數(shù)體系的技術實踐上。古代工匠通過這一知識體系，確立了數(shù)、象、方位之間的圖式關聯(lián)。憑借“制器尚象”所承載的思想觀念和技術實踐，傳統(tǒng)營造的技藝文明代代相傳，中華建筑的成就輝煌絢爛。

和諧共生——中華建筑精神內涵的一體構建

“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中華民族對天象的把握和對天人關系的揣度始于新石器時代。建筑的象征性是在建筑的功用、制度之外，以形喻意的表達。如河圖洛書、八卦九宮風水圖等與營造活動的結合，便是中華民族對建筑與天地環(huán)境整體認知的亙古記憶和理想寄托。

“天人合一”構成了中華民族的自然觀，表達了自農(nóng)耕文明起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tài)思想，是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理念和重要命題。明堂辟雍、宗廟陵墓等重要的禮祀建筑，天圓地方、位致中和、中軸對稱、序列方位，塑造了傳統(tǒng)建筑精神世界的時空結構。北京四合院、徽州民居等日常居住建筑，以“堂”為中心，堂前院落或天井，既是人們體察四季寒暑、觀睨晝夜變化的重要窗口，也體現(xiàn)了天地、宅、人三者“人宅相扶，感通天地”的和合秩序。

吊腳樓村寨。（圖片來源：國家民委微信公眾號）

“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體現(xiàn)于建筑選址、布局、形制、用材、建造等各個方面。通過天人合一的整合觀念、避兇趨吉的心理追求、藏風聚氣的理想模式、山水如畫的景觀意向，中華大地上的建筑聚落與天地自然有機融合。

“因地制宜”的環(huán)境意識。“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生養(yǎng)萬物，萬物和諧相處。中華文明對“生”的感知博大精深，對生命的廣義理解，對自然的親和態(tài)度，也是中華建筑文化中獨具特色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理念。

中華民族自古就認識到天時、地利與生產(chǎn)、生活的密切關系，在建筑文化中則反映為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因天地制宜的環(huán)境意識。先民早在商周時期就從“相土嘗水”中，總結出“土會法、土宜法、土圭法”等成套經(jīng)驗?！对娊?jīng)》記載有周人首領公劉率眾“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開疆辟土、遷徙定居的故事。勘察山川形勢、水土之宜，是千百年來人們選擇城址、營建村莊、起造房屋時沿襲不變的環(huán)境理念。因地制宜，不僅滲透于城市、聚落、建筑的營造思想，古典園林更是秉持“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藝術法則，在選擇環(huán)境、利用環(huán)境、與環(huán)境共生等方面達至很高的境界。

“家國同構”的倫理秩序。隨著周禮的制定和成書，建筑制度也被納入“禮樂”范疇，成為儀度化的重要表現(xiàn)。中國建筑以“間”為基本單位，進而拓展“院落”為單元，從縱、橫兩個軸線上形成組群建筑關系，再以街巷為界，組成里坊、廂坊或街坊，進而聚合形成城市，多個城市組構形成國家。家國同構，體現(xiàn)了“家庭、家族、國家”從血緣到地緣、禮制建筑與禮制社會的結構特征。

天壇。（圖片來源：國家民委微信公眾號）

從源流上看，城市或鄉(xiāng)村，小到一院一落，大到一坊一城，都是對宗法制度的空間再現(xiàn)。當然，隨著歷史發(fā)展、時代變遷，曾經(jīng)講究規(guī)制的空間形態(tài)、因循禮制的人倫秩序，未能束縛中華兒女的生活理想與浪漫情懷。各民族建筑中，黎族船形屋活潑的建筑姿態(tài)、侗族風雨廊橋柔曲的建筑形體、白族三坊一照壁明麗的裝飾色彩，展現(xiàn)出中華大地上人居環(huán)境的有張有弛、重理容情，雅俗各得其所。

（原文于2022年4月15日刊發(fā)在《中國民族報》，內容有刪減。作者張彤系東南大學中華民族視覺形象研究基地常務副主任、東南大學建筑學院院長；閔天怡系東南大學中華民族視覺形象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員。）

來源：“道中華”微信公眾號

作者：張彤 閔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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